一、挑动社会动荡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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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内部冲突中的混合战争
远望智库技术预警中心 许得君 编译
近期,俄罗斯《军工信使》网站发表俄军事科学院通讯院士、军事外交学会专家亚历山大•巴尔托什的文章。文章对美国国会山事件进行了分析,认为混合战争在国家内部冲突中被赋予新的功能,将成为国家间利益冲突和国内政治对抗的共同新样态。
世界进入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以后一直处于一种“非战非和”的混沌状态,许多学者经常引用“混合战争”的概念来评论当前复杂的国际环境。近期发生在美国的系统性危机使华盛顿多年来对外战略中罔顾现行国际法律和规则,为达成自身地缘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卑劣行径昭然若揭。同时,美国国会山事件也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揭示了混合战争的新特点,即不仅可运用于国家对外战略中,也可运用于国内政治斗争中并达成战略目的。此时混合战争成为国家间利益冲突和国内政治对抗的共同新样态。
一、挑动社会动荡的后果
混合战争各要素之间能够产生新的关联性,使其可协调多种强力和非强力对抗方式,在政治行政、社会经济和文化世界观领域,运用各种政治操纵手段制造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并进行极限施压。在此过程中混合战争的非线性特点将发挥重要作用,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操控动作就可能挑起暴风骤雨般的社会动荡。
混合战争通常发生在国家或非国家主体之间,一般战争烈度较低,不易被发现和及时作出反应,因而战争进程发展快,信息交互容量大,国家和国际上应对此类冲突的法律基础也不完备。
当前国际环境条件下美国人所炮制的混合战争战略构想,就是利用全球性“临界状态”为美国国家利益服务。关于这一点“可控骚乱”论调的始作俑者之一施蒂芬•曼尼曾在1998年直言不讳地说:“我赞成这样的想法,即只要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我们就应当对广泛运用‘临界状态’持开放态度,比如消灭伊拉克军队和萨达姆政权,此时我们的国家利益高于国际局势的稳定。事实上,不管是否已经意识到,当我们推进民主进程、促进市场改革、利用个体力量发展大众传媒时,我们已经为加剧社会骚乱做了很多”。因此,为巩固国家利益而战自始至终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先导,而其它国家以及国际社会的利益则被忽略不计。
美国选举事件爆发过程中,国内政治斗争的余波像回旋镖一样对自命为“自由世界圣城”的美国的制度体系给予了猛烈回击。这一事件也清晰地验证了一条俗语的正确性:“给别人挖坑,自己也会栽进坑里”。
美国的系统性危机更加揭示了华盛顿长期以来罔顾国际法准则,不惜加剧“临界状态”和全球不稳定性以追求自身地缘政治目的的对外战略的卑劣性。美国国会山和五角大楼确信,核遏制力量和军事优势并不能完全保证美国达成国家政策目标,即保持美国军事上和经济上的领导地位,确保美国可在国际舞台上自由行动并无障碍地夺取更为重要的地区。世界上已经出现了一些能够挑战美国绝对权威的新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中心,华盛顿必须面对新的现实采取更为灵活的、力量和非力量措施相结合的对外政策。
此时美国正处于国家灾难、甚至是内战的边缘,执政精英们该如何安抚对国家体制及当地政府失去信任的民众,弥合被撕裂的社会和呢?可以想象,办法有两个:一是发生规模足够大的战争,使得国民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团结在政府周围。俄总统普京就曾在全球经济论坛达沃斯连线会议上警告,世界正面临着“所有人反对所有人”式战争的威胁;二是发生规模超过新冠病毒的疫情流行,国家政府被民众看作阻止瘟疫肆虐的唯一保护者。
美国一些有影响力的精英集团将国家政策变为谋取自身利益的工具,使国家陷入危机并最终损害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特朗普在位期间与政治现实相符的执政条件依然没有形成,政治集团之间协商无望,论战变成了无休止的毫无证据的相互指责;于是民主党及共和党的政客们开始动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世界观等领域的手段,并最终各自汇集成了一个可以击败对方的统一战略。此时,混合战争在国内冲突中被赋予了一项旨在以暴力和非暴力手段夺取政权的新功能,“颜色革命”的必杀技将成为国内混合战争的催化剂。
二、对问题认识不足的危险
当前情况下重要的是正确理解混合战争的各种现象,认识到混合战争是现代军事冲突演进的重要结果之一,并最终将形成一个新的冲突理论;俄罗斯必须对“混合威胁—混合军事行动—混合战争”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国家安全纲领性学说中构建探索此类学术概念的理论基础,研究这些概念之下的普遍规律和个性特点,以及敌人利用其策动“颜色革命”的可能性,同时国家应做好应对可能冲突的准备。
列奥尼德•伊瓦绍夫上将曾经表示:“俄罗斯当前的军事科学应当首先在带有全局性的、对国家至关重要的混合战争领域实现突破。而目前我们对混合战争还认识不清,没有形成理论,更没有制定反混合战争战略。如果是这样,我们如何在信息、教育、科学、军事等领域保卫自己的国家呢?”
对于俄罗斯而言,混合战争在反俄战略中具有毁灭性力量,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混合战争具有非线性特点,一支弱小的破坏力量就可能引发一场席卷全国、不分前线后方的大规模的变革;二是混合战争具有与生俱来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其表现与传统型冲突有本质区别;三是混合战争可用于夺取政权,其人为制造的威胁性需要以非传统方式加以应对;四是需要用独特的方式研究确定混合威胁所针对的目标;五是混合威胁可影响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在时间、空间及规模同步化战略的基础上协同实现;六是混合战争中对敌对目标进行混合施压的规模和强度需要加以技术控制,以使其不会超出法律规则界限,不会将抗议示威转变为力量硬对抗;七是混合战争秘而不宣,但在抵御防线被突破后的各个阶段中,其毁灭性作用显而易见。
一些恐怖分子集团、私人武装公司等非国家主体参与军事行动,它们的国家和思想意识属性被淡化,使得这种非典型混合冲突具有广泛的多维性。冲突中使用军事和非军事力量手段的比例发生变化,此时的非军事力量手段包括传统公共外交以及法律、经济、思想意识、信息、人文、技术、侦察等多种方式,选择正确的方式将获得系统性的累积效应。
混合战争的概念包含敌方动用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及民间组织时所采取的所有行动,混合战争的形式多种多样,包括开展军事活动,提供物资及武器装备,进行信息战和经济战(以经济制裁为形式),借助人为制造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动荡迫使敌方政权解体或更替。
三、混合战争的新纬度
混合战争为利用并操控群众骚乱推翻敌对政府或实施政变的“颜色革命”创造了条件,发生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的一系列事件就是这种连环诡计的例证,在俄罗斯曾出现过破坏稳定的苗头,而今年发生在美国的选举事件也具有不可控性。
混合战争战略应用于国内冲突时,应考虑其目标定位、国家机器的参与形式以及所掌握资源的调配利用等方面的问题。同时,还应以新的纬度考察混合战争:一是混合战争具有冲突多维性,可借助思想意识工具和操控社会骚乱的现代科技,综合运用军事及非军事方式等多种手段;二是混合战争致力于从内部消耗敌人,因而时间因素尤为重要,混合战争需要时间累积足够高的战争紧张度,这将影响预测战争进程和结局的精准度。在酝酿和筹划军事冲突的广度和烈度时,尤其要考虑混合战争的“摩擦”和“消耗”因素。“消耗”因素对于混合战争而言极为重要,因为它显示着战争各要素的状态,即经过持续的冲突之后对方是消耗殆尽、为战争所困,还是完全崩溃;三是混合战争的新维度可能否定人们对此前战争的认知,构建冲突演进新的理论基础,并完成向新的非线性战争模式的转变。这一新纬度可以用哲学上解释事物发展演变现象的“超度演进”概念加以描述,这一新纬度似乎是不可企及的,但将成为混合战争新的特质,使其与传统战争有本质区别,并形成一对孪生物,即“混合战争—颜色革命”。
信息战是混合战争在国家文化价值观领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价值观重塑正是信息战的战略目标。国内政治力量极化和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在混合战争的国内纬度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些因素的共同叠加和综合运用对利用混合战争夺取政权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
人们已经在过去的政权争夺战中见识了现代冲突的许多纬度,但如今政权争夺战扩展了新的技术层级和规模,其激烈程度和危险性也达到了新的高度。混合战略的始作俑者本指望混合战争只应用于别的国家,但恰恰是其全球性“临界状态”嫁接出了形式独特的美国国会山事件,成为动摇美国自身社会基础的强大诱因。
对国内社会冲突的控制可能在形式和手段上发生出人预料的量变,诱导冲突由线性模式转向非线性模式。类似事件的发展将迫使人们对“混合战争—颜色革命”这一对孪生物予以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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